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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政策改革难以推行 有时利在人民弊在特定群体

来源：财经网 　　【财经网9月19日讯】“前些年政策如果做成本效益分析，效益远远大于成本，所以大家都是共同支持改革。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推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在9月18日举行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上致辞表示。 　　薛澜表示，原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达9%-10%，新的经济增长7%-8%，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几个特点：一是政策问题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不那么清楚，简单就能看出来是利大还是弊大?或者有时候利很大，但是弊也是非常明显的，或是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 　　二是公共政策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大的社会政策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价值观念不同在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也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很多决策政策部门替大家做出利弊权衡就可以执行了，但是现在，对老百姓的利弊权衡不一定完全了解价值取向，不一定能够了解对利益的关切。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

薛澜：中国制造需把成本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来源：人民网 2014-9-16 谭翀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就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薛澜表示，要想让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需把成本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薛澜指出，中国的企业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今年中国对外的投资可能会第一次超过外资投到中国来的投资。“换句话说，走向国际市场，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讲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如何能让中国制造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薛澜认为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怎么样把成本上的优势转变成产品的优势。他解释说，“我们原来的成功，不是靠产品的品牌，更多是靠同样的产品，我们的成本更低，但现在，可能就要能够把这种成本的优势和国外市场的客户的独特需求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在产品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要把硬技能和软技能有效地结合。中国企业的低成本是硬功夫，但把这个硬功夫放在国外新的经济商业环境下，由于对当地的市场、规制体系和文化不了解，很多情况下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所以我们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国外客户的市场，而且要了...

胡鞍钢：中国的最大创新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9月11日电(记者赵艳红)“‘中国创新’的最大创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之下的自主选择。 　　胡鞍钢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新的重大认识和重大创新。其背景是国家现代化，即一国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其要素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治理体系造就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因素作为重要的无形要素，是现代化的发动因素和推动力量，因此也意味着改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 　　关于国家治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在会上提醒说：“不能把制度自信变成制度迷信，一个成熟的...

胡鞍钢出新书：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

来源：光明网 　　“‘中国之路’正在不断验证‘邓小平预言’。‘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学者胡鞍钢的一番话令人振奋。他认为制度竞争是国家间的本质竞争。中国最大的创新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使得中国从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发展成追赶者，直到成为今天的引领者和贡献者。 　　9月9日下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行。此次出版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胡鞍钢“当代中国研究系列著作”中的又一力作。胡鞍钢在此书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首先，“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中国能够更灵活地调节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加快政府转型，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其次，“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中国能平衡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助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扶持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此外，“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中国根据本国国情，依照“激励相容”的原则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即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的创造力。 　　为了检验中国国...

胡鞍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

来源：新华悦读 2014-9-10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书最大的背景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尽管这一讲话的公开信息只有不足2000字，但是信息量也非常大，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重大政治命题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国情的、国际视角的深入研究。 　　所谓理论的，就直接涉及到国家现代化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国家能力理论等。这些理论不是主要基于西方的理论，还是基于中国人创新的理论，如基于中国学者张培刚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又如基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与战略，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更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样，我也与王绍光、周建明等提出国家能力理论、国家制度建设理论等，进一步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 　　所谓历史的，就直接涉及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制度创建、改革时期的国家制度重建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从何而来？它不是从西方照搬而来，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二）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8-1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后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D·盖尔·约翰逊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革命，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1]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国情背景与历史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的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对此，邓小平曾作了解释。他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面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多，而农村人口多则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贫困线1978年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在7亿人。如果在农村地区发动改革就会使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建国以来党内对农民的看法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富民论”，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另一种是批判富民路线。195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在庐山会议中南组谈到，要认识农民还是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

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一）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8-15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年度封面人物，并评价到：“中国历来固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1]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实际只用了约两年的时间；[2]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新的“万里长征”，已经走过了三十六年，并且至今尚未完结。 　　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升至世界第2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外汇储备从世界第38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3]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强大的中国。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进入到全面深化重要阶段。我们一...

胡鞍钢：绿色转型的中国图景

来源：《文化纵横》杂志 　　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33%。而后中国迅速衰落为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迅速下降，至20世纪中叶，仅为全球总量的5%。直到1950年，中国才抑制了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极低的经济水平正式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纪录，也创造了减少贫困人口的历史纪录。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综合国力第二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复兴不再是梦想，中国崛起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迅速崛起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笔者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

薛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

来源： 上海证券报 　　■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是泥泞前行的过程，需要把顶层设计与渐进调试有机结合。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四个核心的内容：基本的政治制度、公共价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它们之间密切联系，但又各自相对独立。基本的政治制度与各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在这方面，各个国家之间有一定的可比性。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我们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前提下厘清公共价值，尽快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在这个历史阶段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国内外环境要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不过，一些学者...

专访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公车改革前提是公务员薪酬制度合理

来源：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 　　“改革不是一个理性的目标导向，而是解决问题导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渐进调试，不断尝试、学习。” 　　在7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用“泥泞前行”作喻，形容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作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公共政策专业博士，薛澜曾于2003年及2011年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在薛澜看来，公共管理学者在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时，应当将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相匹配。 　　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跟全世界执政者面临的挑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等问题。但同时也会发现，这几个框装不了中国的全部问题。 　　“中国的问题有一类除了市场失灵之外，还有市场不健全。我们的市场是转轨市场，有些产权还不够明晰，有些机构还不存在。”薛澜说，当市场失灵和市场不健全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容易造成对问题根源的诊断错误。 　　薛澜说：“有些是市场不健全的问题，我们把它归罪于市场失灵，所以本来我们应该更好地推进市场的作用，但政府的手却伸进来...